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北宋时期，浙江主要对外贸易的港口除原有的明州港之外，又新增了杭州港。北宋政府在两港设立市舶司；明州、杭州港的对外贸易走在全国的前列。北宋时期明州港，在中日贸易史上已跃居全国首位。日本的海舶往来，都集中在明州；中国商人到日本经商的船舶也必须从明州港出发。
杭州港，已成了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北宋政府不仅在此设立市舶司。并且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全国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须向设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办理手续。可见该处市舶司在当时所占的重要地位。
北宋对外贸易对象中，除了与日本外，开始与朝鲜也有频繁的交往。在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以前，去高丽的路线，是在山东莱州出海。高丽到宋朝来，也在登州或密州登陆。熙宁七年（1074年）以后，高丽使者金良鉴为了远避契丹，请求改在明州上陆。从此明州成为通往高丽的重要港；因此明州与高丽的贸易也日益频繁起来。北宋在明州兴建了“高丽行使馆”，专门接待朝鲜半岛的使者和商贾。同时北宋使者与商人到高丽也从明州出发，元丰二年（1079年）规定：凡商人去高丽，资金达五千缗者，在明州登记姓名、籍贯及经营项目等，并要寻人作保，方可发“引”（类似证件）。如无“引”，就作为私贩违法论处。北宋明州商人远航到高丽经商的，如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有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等147人；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有明州教练使张宗闵、许从纲首汤等38人；同年五月，又有明州商人杜道济、祝延祚到高丽。高丽王朝为了在经济上积极发展与宋的贸易关系，经常派遣商舶到明州，这都促进了明州的海外贸易的发展。
杭州和明州的贸易对象除了日本、朝鲜半岛外，还有大食、交趾、占城、渤泥、三佛齐、丹流眉、真腊等。
北宋时期的外贸品种日益增多，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工艺品。木材大量用于建筑房屋和造船及修建寺庙。当时日本的木材价廉物美。老年人都希望买来作棺木；宋代黄金价格比日本高，这样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高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人参、药材以及各种布匹、漆、铜器、虎皮等。另外南海诸国主要是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珍珠、龙脑等。
而浙江输出的产品主要是：瓷器、丝绸、腊茶、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北宋书籍不断传入朝鲜与日本，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刷本《大藏经》等大部头书由日本僧人图然于雍熙元年（986年）乘坐浙江台州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北宋淳化二年，高丽遣使韩彦恭来贡，请求佛经，北宋政府也赠《大藏经》一部，政府又多次赠送高丽大批书籍；高丽在中国影响下，学会了雕版印刷技术。所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陆续传到日本、高丽及其它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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