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一方，也可看出这种走私贸易的势头。日本平户时代，将来自中国及东南亚各口岸的船只称为唐船。嘉靖以前，中国商船满载丝绸、书画等物，络绎不绝地驶往丰后、肥前平户和萨摩等地，以致在平户“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就都、（土界）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为西都。”据统计，1609年明朝有10艘商船开到萨摩，其中已知所载货物的船主为薛荣具、陈振宇、何新宇的3艘船，都载有江南丝及丝织品，光陈振宇船就装有缎、绫、青、光素、素绫、丝、、帽料、素、蓝等603匹。庆长年间（公元1596~1614年），“南蛮船装载大量白丝开到长崎”，后来“南蛮船又运来大批白丝，因而丝价暴跌”。据日方资料载，“勘合不成，然南就福建商舶每岁渡长崎者，自此（指庆长十五年，公元1610年）逐年增多”。1612年大约前半年中，“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舳舻相接，同时开进长崎港，载来白丝二十余万斤”。1635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发展到公开抢动的地步。
明清易代之际，东南沿海人民从事中日走私贸易的仍然不少。顺治初年，浙江巡抚秦世祯说江南人民贪财微利，蹈险私通，贩运绸布等物，所在多有。如商人曾定老等前后数次领了郑成功的十几万两银子在苏杭等地置买绫绸丝，或者将货交给郑成功，或者直接赴日贸易，获利后归还本息。这些商人因有反清复明的国姓爷郑成功做后台，丝绸生意做的特别大。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浙江缉获走私船一艘，船厂上商人30余人于前一年置备货物到福建海澄下海赴日贸易。其中绍兴人王吉甫带了绍兴绫10匹，漳州人张瑞在杭州购买丝260斤、白绫33匹，红绉纱4匹，福州人王一在杭州买丝40斤，广州人高参在杭州买绉纱50匹，杭州人李茂在苏州买轻100匹，广州人卢某在苏州买绉纱150匹。这些商伙在长崎出卖丝绸后，大体上按每百两抽分二十两的比例交给船主。这种经营形式与前述万历通番贸易相似。由此二例，可知清初中日丝绸贸易盛况不减往昔。
对于明清之际中国输日的生丝数，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曾作过统计。大体上自万历年间到崇祯十年驶日的华丝船每年平均为47艘。崇祯十年到十七年8年中平均为64艘，每年平均输丝54730余斤。自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二年26年中，每年平均输丝145000余斤。唐船输日生丝占了全部输日生丝的61.18%。
造成明后期和清初唐船输日丝量比例不同的前后不同，可能是明后期日本所需生丝主要通过葡萄牙人由澳门中转而获得，入清后，葡、荷势力相继退出，生丝又主要靠唐船获得。因此唐船输日生丝比例的前后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各国在中日丝绸贸易中贩运势力消长，而唐船地位的不断上升，则反映出中日丝绸贸易虽然在明末清初的几十年中葡、荷等国的商船十分活跃，然后而从长期来看，它主要是由中国商人冲破重重阻力展开的。
诚然，尽管每年载运生丝和丝织品赴日的唐船达数十艘，但仍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对丝的巨量需求，因而当欧洲人航海东来后，日本所需生丝除了继续从中国商人手里获得外，先经葡萄牙人之手后经荷兰人之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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