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家遗址到西屿村7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走了将近3个小时：在几乎没有树荫遮挡的情况下，非洲的烈日在头顶炙烤着我们的皮肤，40多度的高温让我们汗流浃背，脚下滚烫而柔软的沙地一边烧灼着我们的脚掌，一边竭尽所能的想留住我们的脚步，沙地中丛生的荆棘不断划伤我们的身体，肩膀上数十公斤重的电视设备和水、食物更让我们疲惫不堪。然而事后我才明白，与追寻历史谜题所造成的心灵灼伤相比，这些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到达西屿村时远远就听见村中发出的喧闹声，好象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我们寻着那声音赶了过去。在村中的一片空地上，不知什么原因，两个黑人青年正在打架，并且还动了刀子，出了血。但很快两个小伙子都被人架走，人群也逐渐散去。不经意间，也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记者转头向空地旁边一所房子前依然站着围观的人群望去，一瞬间，感觉自己似乎被闪电击中，血管和神经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在那人群中有一个中年妇人正笑吟吟地看着我。她的皮肤比黑人要白得多，与其说她像是黑人，倒不如说她更像中国南方海边因日夜操劳、风吹雨打而被晒黑的普通中国妇女，而她脸上的笑容，更显露出一种典型的中国普通农村妇女的恬静隐忍的美。
她是谁？
“她叫巴拉卡•巴蒂•谢（baraka badi shee），她就是瓦上家（washanga）人。”穆罕迈德在记者耳边轻轻地说。
“瓦（wa）”在斯瓦西里语里是“从……地方来”的意思，“瓦上家人”的字面意思是从上家来的人。但在西屿村，“瓦上家人”则特指中国人的后代：当年从上家村迁来西屿村的其他人都被称为法茂人，他们是当地人与阿拉伯人以及葡萄牙人结合的后代，而独有中国人的后代被称呼为“瓦上家人”。
“我的祖先来自中国，当时到达上家村，和当地人结了婚，然后就不断延续下来了。”谢对我们说。
“你知道关于中国的什么事情吗？”我们紧接着问。
“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现在我也不断地打听关于中国的事情。”
在采访的间隙，我们注意到谢脚上的小拇指的指甲是不完整的——在中国民间，人们传说炎黄子孙身体上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脚上小拇指的指甲分成两半。谢的家里唯一与中国有关的东西是一个中国的搪瓷盆，丰收牌的，看着上面的图案花纹估计是20多年前的产品，但现在依旧完好如新。谢有5个孩子，她的小女儿瓦玛卡正在拉穆镇上高中，明年就将考大学。
“我想到中国上大学，因为我的祖先来自那里，而且中国的地位也比其它很多国家高。”瓦玛卡对我们说。
“你想在中国学什么？”
“学医，这样当我的家人生病的时候我可以帮他们看病。”
瓦玛卡与她的母亲相比更像黑人——谢的丈夫是当地的法茂人，但瓦玛卡的皮肤仍然较当地黑人要白许多。
为了证实谢关于自己是中国人后代的说法，我们采访了西屿村的前村长、60岁的奥玛尔。在这个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地方，关于村子的历史是由历任的村长口口相传继承下来的。
“瓦上家人的故事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据说他们来自中国。很久很久以前，一艘中国遇难船只的幸存者到达这里，和当地人融合了，后来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人有漂亮的头发，大大的耳朵，他们没有其它名字，就叫瓦上家。”谈到中国人的事情老村长显得很激动，“瓦上家人不少，但他们都属于一个叫做穆罕穆德•谢的家族。”
“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的姓名中最普通的一个，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就叫做穆罕穆德，因此，许多非阿拉伯血统的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都把自己的名字加上一个“穆罕穆德”，以作为伊斯兰教徒的标志，而“shee”的斯瓦西里读音则与中国的“谢”完全一样，它是否来自于中国？但巴拉卡•巴蒂•谢对此一无所知。
我再次向脚夫桑巴请教了这个问题，他说“shee”肯定不是肯尼亚当地人的姓，他也从未听说过有任何穆斯林叫这个姓。“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姓。”桑巴反复咀嚼着“shee”的读音，摇着头说。
“谢有兄妹6个，除了她以外，她的其它兄弟姐妹都已经离开了西屿村，居住在拉穆镇和蒙巴萨、马林迪等地，”穆罕迈德向我们介绍说，“西屿村现在还有4户瓦上家人，大概20人左右吧。”
在拉穆镇，我们见到了穆罕迈德向我们提起的谢的妹妹泰玛，当我们正在采访她的时候，不知是谁在镇上散布了我们来采访的消息，不一会儿就又从远处赶来了两对母女。“我们都姓穆罕穆德•谢，”这两对母女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来自西屿村的瓦上家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后代。”
“那你们之间经常联系吗？”
“是的，我们经常联系，经常来往，尤其家里有什么大事的时候。”
不管他们是不是中国人的后代，中国这个称呼已使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方便我们的拍摄，在两个母亲的要求下，她们年轻的女儿解开了一直蒙在脸上的面纱——对于传统的穆斯林来说，这是她们最亲密的亲人才享有的特权。
这几个瓦上家人还告诉我们，除了西屿村和拉穆镇以外，瓦上家人在蒙巴萨还有100多个，有的甚至去了肯尼亚的内地。如果瓦上家人真的是中国人的后裔，那么现在中国人的血脉已经在肯尼亚甚至广袤的非洲大地上散布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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