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1年底，钟伟就已公开提出“应该警惕针对人民币的第二次阴谋”。他说，“我没有看到升值的必要，我只看到了贬值的压力”。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
另一方面，在贸易顺差的表象下，中国的贸易收支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200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约为30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和收益转移的逆差却达100亿美元，结果经常项目的顺差仍然维持在200亿美元的水平；2002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大约为500亿美元，但金融账户却有高达250亿美元的逆差，结果资本项目的顺差不过在250亿美元。这还完全没有考虑中国外债统计口径和资本外逃等方面的问题。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先看钢铁：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3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这显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远。再看汽车：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中国汽车在出口中所占比重更是微乎其微，在世界汽车贸易中中国几乎是单纯的买方。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实现。日本根据什么说，应当形成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新的“广场协议”呢？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业
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目前中国正在扩张的轿车生产能力中，日资背景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人民币升值，靠进口部件组装的日本轿车就将获得极大竞争力，而我国提高汽车国产化率水平的进程就将举步维艰。我们已经注意到，目前全世界的石油加工能力超过40的形势下，已经注定要有一大批石油石化行业的下游生产能力要面临“出局”的命运。在亚太地区聚积的10亿多吨石油加工能力中，中国占2.26亿吨，日本占2.39亿吨。事关孰生孰死。日本在这个时候急迫地要对人民币施以“广场协定”，其真正用心何在，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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