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戴尔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机：1.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2.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3.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4.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5.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6.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
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代表观点如下：
余永定（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代会长）：我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坚定支持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一直坚定地支持人民币部贬值政策。对于日本财长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讲话我是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也不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永远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变化。我们在决定自己的汇率政策时不应受其政治化观点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当前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但没有外国人说的那么多（有外电报道人民币被低估20%-30%）。我想强调一点，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在当前还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升值或不升值，天都不会塌下来。比人民币汇率变动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汇率制度问题。
人民币的升值会强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短期投机性“热钱”的流入可能明显增加，从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如何通过资本管制和其他方式抑制投机性短期资本的流入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尤其在控制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问题上，我们不能忘记资本管制这个武器。
目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一旦扩大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人民币将会升值。但是，由于所允许的升值幅度有限，中国的进出口将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经验证明，中国进出口对汇率变动的弹性不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主要贸易对象国市场中的出口份额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我国出口中以来料加工为主，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不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与此同时，适度升值还可以促进外贸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推动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出口利润率。此外，还会对减轻央行对冲操作压力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盯住美元的汇率实属迫不得已。作为一种固定汇率制度，盯住美元有利有弊。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凡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无不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反之，凡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都未发生货币危机。
根据公认的经济理论，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中国已经选择了逐步实现逐步项目自由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迟早得放弃固定汇率，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而自由浮动。
现在的问题不是人民币是否应该与美元脱钩，而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脱钩。我认为，目前可能是人民币开始同美元脱钩的较好时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资本外逃严重，一旦让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就有可能失控、一泻千里，从而使中国陷入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中国的出口承受了巨大压力。当时经济学家的广泛共识是：人民币应该与美元脱钩（实际上是不再承担人民币部贬值的承诺），而脱钩的最佳时机是人民币没有贬值压力、市场不再预期人民币将会贬值的时候。
目前，人民币坚挺、资本外逃基本停止、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而不是贬值。在此情况下，人民币开始改变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将不会对中国的货币稳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我们应该抓紧时机，使人民币开始同美元脱钩，一味等待更好的时机可能会使我们丧失时机。
从操作的层面来说，最安全的办法是先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浮动范围有所扩大。例如，以1美元兑换8.27人民币为中心允许上浮或下浮1个百分点或至多不超过3个百分点。这样做至少有三个作用：
首先，向外界发出信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的，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其次，向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信号：今后外汇风险将会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当做好相应准备，加强风险的防范。同时，中国应逐步建立外汇远期市场，为企业和金融机构规避汇率风险提供必要的金融工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若干年之后，中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不利变化，人民币需要贬值时，由于已恢复了有管理的浮动，企业和金融机构具备了较强的应变能力，人民币汇率可以随时调整，大幅下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将大大减少。
随着经验的增加，我们可以使浮动幅度进一步扩大，如使浮动幅度围绕中心值上下浮动10%-15%。我认为，在目前汇率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浮动区间是一种慎重的办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杨帆称，人民币中期升值趋势自1994年既已确立，之所以目前还没有升值，是因为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收购多余外汇所致。据估算，我国主管部门平均每月要动用人民币买进大约50亿美元，才能维持目前的汇率。杨帆认为，人民币内在的升值压力源于三个方面：国内储蓄大大超过投资，资本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剩；因优惠政策，外资每年以500亿美元的速度大量涌入。
首先，中国对于出口的依存度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样强。日本历来执行的是“贸易兴国”政策，出口对其经济的影响在50%以上。中国虽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出口的迅猛增长，GDP对于外贸的依存度由80年代的0.7%上升到7%，但远低于当时日本的水平。
其次，人民币的升值对于中国吸引外资应该是个好消息。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行的强势美元政策，这虽然对美国的出口起了负面影响，但由于资本投入会在美国赚到客观存在的汇差，于是，大量资本开始涌入美国，支持了经济高速增长。杨帆认为，一旦人民币升值，上述现象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人民币正在被逼向“广场协议”，我们如何进行应对？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002年底，当人们沉浸在中国经济继续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自豪感中时，日本和美国的官员先后对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发起攻击。在他们眼中，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并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机制正处在微妙之中。
2002年12月初，盐川财相在一次日本国会会议上，根据购买力评价理论，指出人民币的币值目前被严重低估，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同时他表示，日本将在G7（西方7国）会议上，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一项议题，要求其他国家通过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这一期间，美国新闻媒体也援引美国一些专家有关“中国正在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要求人民币升值。泰国银行行长蒂耶通近来也屡次指出，中国是导致亚洲其他地区陷入通货紧缩的一个原因。在早些时候，2002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曾呼吁中国考虑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
面对连续10年的经济困境，日本的历届政府已经施展出了浑身解数，“零利率”刺激国内消费，支持日元贬值促进出口等措施都收效甚微，但最让日本政府感到满意的是日元贬值。它使得日本的经常贸易顺差巨幅增加，成为日本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问题是日元继续贬值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日本现在能采用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来达到日元的相对贬值。
另一方法，日本从战后百废待兴的状态摇身变成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大国，都得力于进入美国市场的方便。专家指出，虽然美国对日本有庞大的贸易逆差，但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是双向发展的。不过，日本财务省截止到2002年10月的数值显示，过去10个月日美这种传统的贸易互动已经结束。不但日本的整体贸易盈余收缩，中国输日的货物数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达到6.31万亿日元，而美国输日货物只有6.04万亿日元。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为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口实”。而2002年前11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又增加了624亿美元，总额创纪录地达到了2746亿美元。
6月19日，“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在美国开会，讨论是否提请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欧盟委员会上个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欧盟15国决定，将于2004年10月率先上调中国在“普遍优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优惠关税，既由目前的3.5%提高到5%，而2004年上半年，将正式取消给予中国的“普惠制”。
2004年5月，在G8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首次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进入6月，他更多次在公开场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并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健全美元联盟”称，中国经济近几年来一直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到3%，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则更低。该联盟指出中国政府“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入美元，人为地维持人民币低汇率”，这种做法再不制止，“将对全球贸易伙伴造成极大打击”。
专家分析，该联盟提出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主要因为美国出口商无法忍耐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所致。美元贬值本应有助于美国制造商在全球贸易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基本固定了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关系，以至形成了美元与人民币“同升同贬”的态势。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数据显示，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4000多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美国最大逆差国。
由于美国“301条款”本身的含混性，不排除美国政府将其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可能。迄今，美国政府运用“301条款”总共发起了121起调查，其中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16起。但按照“301条款”，美国政府可以对一切“不公正（不利于美国的）贸易行为进行制裁”。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何帆研究员也指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一直奉行“link”（关联谈判）原则，也就是将一种贸易问题扩大化。比如，将知识产权问题和农产品结合起来进行贸易谈判。因此，在目前持续巨额贸易赤字的背景下，美国极有可能将贸易问题和人民币汇率制度联系起来，向中国讨价还价。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布什政府为了获得制造业
团体众多选票的支持，加之其一贯的“鹰派政策”，如果“健全美元联盟”做出决定，要求政府动用“301条款”对付中国，很有可能会得到美国政府的响应。
一旦美国动用了“301条款”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将会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十分不好的开端——以汇率制度为借口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还可能引发“羊群效应”，使日本、欧盟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一拥而上，采取类似措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施加影响，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下，国际金融市场也提高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很多分析认为，中国会在近期将人民币汇率温和上扬2%-2.5%。
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终目的，是打击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尽管“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靠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
长期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的特有品牌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即使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该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将自己大好的经济前景毁于一旦。
中国急需的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不是“盯住汇率制”。过于僵硬、政治化的汇率制度，会给国家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出面担保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一政策保护了亚洲国家的货币没有因恶性贸易竞争而发生进一步恶性贬值，这无疑为亚洲、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此后中国的汇率一直在政策的作用下异常稳定，这也成为现在国际社会攻击中国的口实。
因此，现在必须向外界证明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需要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的地位，为它代表中国对外谈判增加主动权。
而且，“升值预期要比升值本身更重要”。升值本身并不可怕，升值无非是调整价格；但升值的预期要比升值本身可怕。中国要调整的应当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而不是汇率本身；汇率制度调整的目的在于使它更加灵活，为原来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正名。另外，还要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此次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济贸易调整的新内容。
自去年时任美国财长奥尼尔发表对人民币汇价的意见以来，现任财长斯诺也终于公开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近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可谓是官民联合、齐心协力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2002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690亿美元上升到7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612亿美元上升到821亿美元；对墨西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300亿美元上升到372亿美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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